1969-----1984年我在候中工作，从1977年起一直担任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对高考有刻骨铭心的记忆。77年恢复高考，到1984年我离开候中，虽然只有短短的7、8年，我几乎做过与高考有关的所有工作：复习、送考、监考、阅卷等。
文革中断了十年的高考，1977年终于恢复了。因为恢复高考的消息在1977年10月才见报，12月要考试，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考生除应届高中生外，有文革积压下来的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青年，人数多，水平参差，又无考试大纲，是史上最难的高考复习。
侯中除了对应届生正常上课复习，还安排小礼堂和勤工俭学的瓦厂厂房，做社会青年复习的大课堂。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下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师们焕发出青春活力，全身心的投入复习;被剥夺了上大学权利的知识青年，爆发出强烈的求知欲望，把临时大课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站着听课，记笔记，我从未见过我的学生有如此高涨的学习热情。
复习期间，获知母亲患癌症的信息，我回上海看望老人后，为了不耽误高考复习，匆忙返校，当我重返上海时，老人家已去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成为终生憾事。
复习进入关键阶段，有学生告诉我，王同学以前光吃饭很少买菜，现在饭也快吃不上了，常常饿着肚子上课。老师们立刻伸出援手，捐出饭票，帮他度过难关，他终于考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79年，一所较偏远兄弟学校送来一位文科考生李同学，要进我校文科班复习，原因是这所学校规模小，文科考生少无法编班，只得分流到其他学校复习，而这位李同学，基础好，聪明，所以没按教育局就近复习的意见，要来重点中学复习，学校克服困难，增加了座位，收下这位同学。他考上南京大学，留校，读博，任教授、系领导，借调中央机关，现在某省任领导职务。30多年后，提起当年转学的事，仍满怀感激之情。
临考前，晚饭后，考生总要集中在宿舍楼顶的平台上，老师做最后的交代，各科老师说考试注意事项，我总是要求学生，科学分配作文和语知的时间，做语知先易后难，不可纠缠个别难题，影响作文的时间;作文前，必须认真构思，磨刀不误砍柴工，时间到，写不完，一定写上“努力奋斗”，“奋勇前进”之类的结尾句，千万不可让阅卷老师看出“文章残缺”等等。
77年高考结束，全省分地市阅卷，由省统一录取。我被抽调参加徐州地区阅卷工作，在徐州东站附近地区第一招待所，时值12月下旬，北方已比较寒冷，既无空调又无火炉，老师们加班加点一周内完成任务。
从77年起至84年，每年均被抽调参加高考阅卷。我担任过阅卷组长和地区大组长。参加者可通过阅卷了解全省高中语文教学的状况，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改进教学。加之阅卷基本上均在省城，我们农村教师可进城见见世面，我很珍惜参加高考阅卷的机会。
阅卷是单调而紧张的工作，考生多，工作量大，时间紧，不允许出差错。阅卷点每天要按组统计进度，公布上墙，压力很大，一天下来身心十分疲惫。作文两人同阅打分，再由复查组复查，力求公正。未批作文前，要学习评分标准。选不同等第的典型试卷试改，评出样卷，供正式批改时参考，尽管如此，因为文章千变万化，不可能依葫芦画瓢，改起来还会有出入，分歧较大的交复查组定夺。在南农大那次阅卷，我竟然巧遇本校考生的试卷，虽然密封，我还是从作文中提到一老师的名字看出来是自己学生的卷子，在评分时，仍严格按标准评阅，丝毫不敢造次。看到卷子整体水平不错，心中暗暗高兴，仅此而已。
80年我送考，第一天上午第一门照例考语文。那时不像现在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将送考老师与考场完全隔离。我们站在隔离线外可以看到考场，我发现考场里，有位我校的女同学，歪着头冲我笑，我不以为然的叽咕了一句：“不抓紧做题目，向外看什么？”考试结束，那位女同学第一个跑来，我正要批评她，考试时注意力不集中。她兴奋的说：“老师，作文我们作过了。”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说“作文题是《读画蛋有感》”。不久前，同学们确实练过一篇作文，题目一字不差。我强压着高兴，问：“你们写得怎么样？”“当然写得好了”同学们齐声答道，我校其他送考老师也纷纷来祝贺。客观的评估这次作文题的巧合，成果有三，一是从心理上说，因为已写过，学生增强了信心，稳定了情绪;二是缩短了构思时间，有利做好基础知识，古文等其他题目;三是杜绝了跑题偏题的考试常见病，仅此而已。不可否认，我们选择此题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功的训练的初衷与命题者是一致的。
有一年，考试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突然停电，考场漆黑，监考老师要求学生肃静，顿时鸦雀无声，很快每张课桌点起蜡烛，教室亮起汽灯，考试又顺利进行，不久电灯复明，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若在今天，真不知考场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文理分科是复习前的重要环节，农村学生家长很少介入，以考生自己选择为基础，老师把关。1980年考生张同学，文理成绩均佳，自己选择了理科，但老师们认为，该同学物理相对弱一些，文科更有发展空间，其本人接受老师建议，进入文科班复习。张同学最终以第一志愿录取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全国知名晚报工作，不久赴日攻读京都大学博士，学成归国在国内著名大学任教授。
80年代初，高校录取工作正在进行，县招办给学校打来电话，说我校解同学已达一本分数线，但一重点大学，要退档，理由是体检表上说该同学脸上有疤痕，不宜做教师。学校研究认为，解同学脸上的是胎记，面积不大，颜色不深，不影响从事教师职业，决定派专人带解同学去南京，与该师大招生组见面，让他们看一看“庐山真面目”，老师据理力争，省招办协调，该同学终被录取了。

我离开中学30多年了，其间中国社会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年年高考依旧，但如今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江苏高校录取率已达86%，高等教育几近普及。30多年前，候中的教师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精神和信念。我们长期生活在农村，目睹农村贫穷落后，农民生活的艰难，亲身感受家长对老师的尊重，有帮穷苦孩子圆梦的强烈愿望，我们以将农家子弟送出穷乡僻壤，跨进大学之门为己任;学生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为了不辜负“脸朝黄土背朝天”父母的期望，学生发奋苦读的精神至今令我至今难忘。
那时条件差，我们没有职称，没有加班费，没有“谢师宴”……寒假只休春节3、5天，报酬是一双棉鞋，语文组连续三年全县高考第一，奖品是《辞海（词语分册）》两本，我们的水平很低，老师苦教，学生苦学，但我们尽力了，无愧于我们的学生，直至几十年后学生对我们说“谢谢老师，没有你们当年努力，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我们为之骄傲。

翁昌年 2016年5月 南京